我经常观察到一种现象，它并不局限于女性，却的确在女性身上更多见：一种把自我“移情”到外部的某个和自身有所连结的他者身上，比如爱人，或者子女，甚至可以是养过的一只宠物……一旦这个“他者”出现，她们所讨论的话题便不再围绕自身——她们不再在意个人的独立与发展，逃避对自我的提升与审视，她们从此隐去那个本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如何让那个“他者”成为令人瞩目的焦点并且强化自身与对方的关系当中。每当与她们谈话，我总是会感受到一种“抽离感”所带来的不适，感受到一种不负责任的逃离，感受到一丝自暴自弃的意味。同时我隐隐觉得，这种现象一定和当下的权力结构（男权主导的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波伏娃说，“个体是她或他关于自身意义的源泉。”这里我联想到最近读过的《悉达多》中出现的一个关于个体与灵魂的词——阿特曼。或许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寻得自己的阿特曼，从而通过将内在转换到一个“他者”之上而达到一种自欺性质的“圆满”与“升华”。而女性在他者化的过程中，这种自欺部分源于逃避自由所带来的紧张与焦虑，另一方面也源于女性之间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集体来对抗来自男性的压迫以摆脱她们的依附地位。按照波伏娃的说法：“如果个体认识到自己受压迫的处境，但却没有做出努力去改变这种处境，就应该受到谴责。”
这话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严重了，但我却愿意用一种决绝的心理去认同它，因为这种自我意识的弱化所产生的危害在我看来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同时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自我麻醉在本质上是短暂且不稳定的，就如黑塞所说，这是想要逃离自我，这是一种短暂的摆脱自我存在的苦恼，这是一种对抗痛苦和生活的无意义的短暂麻醉。但是当他从幻觉中醒来时，发觉一切都是老样子，他并没有变得更聪明些，并没有积累什么知识，也并没有让自己提高一个等级。
前两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段针对滴滴事件的评论颇有感触：“希望更多关心女权话题的女孩子能够以女性权益为契机从自己的小世界里走出来，从更完整的角度关注和考虑社会制度的不平等，而不是在女权话题上义愤填膺，其他时候又去岁月静好怎么舒服怎么过。”
说得真好！我始终相信在当下的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姑娘已经能够完全从能力上跳脱出“依附者”的角色了，然而从观念上挣脱出来，却显得难的多。或许是很多观念从我们出生以后就被“自然地”嵌入到了每个日常的琐碎与细节之中：那些在历史沿袭与遗留文化层层包裹下的，往往从最开始就被 biased 的资源配置，被心安理得地输送到女孩们人格初成的黄金阶段（从而影响着日后她作为一名社会人的抉择与处境），一点一点累积成整个社会层面可以从统计角度去被归纳的种种基于性别差异的“差异性”（或者“不公”），这些差异性继而被纳入认知的常识体系当中，又进一步被当成了分析其他更为宏观且深刻的性别议题的前提与原因。在这种迭代与扩大，再迭代与再扩大的循环往复中，我们大脑认知的惯性舒适区中便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怎么办？我天真地认为这个议题是有解的（虽然它极大概率依旧是从一个极度理想化的层面去提供一种途径）：过往的经验告诉我，冲破观念上的桎梏最彻底与有效的方式依旧是阅读与思考相结合这类最基本的模式。尝试拓宽思维的边界，不满足于小小的娱乐。没有人可以通过配给学问而获得拯救。每一次达到新的知识领域的同时，我们必须尝试让内心新的求知欲（广义层面的，可以是任何议题）再次被点燃。在这种“感觉渴望，制服渴望，又重新感觉渴望”的轮回中，在“斋戒——等待——思索”的僧娑洛（Sansara）中，一点一点接近自己内心的 Atman。
在那个时刻，“我”不再被某种固有的思维所禁锢，甚至“性别”也不再是值得被探讨的主体，它只是作为无数个客观存在的特质跟随着我，它无法定义我，因为是我赋予了它“我”的色彩，给了它骨肉颜色；因为定义我的是我的阿特曼，或者说，我就是我的阿特曼。
